学习知识是为了掌握智慧，但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愚民传统。这并不是东方人所独有，西方人曾经也是这样做的：在西方黑暗的中世纪，只有贵族和僧侣能学习文化知识，普通人都是文盲，而且没有学习的机会。


    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传统呢？这是个问题。


      《圣经》里说，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快乐地生活着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吃了苹果，开启了智慧，于是各种不幸来了，男人要辛苦劳作，女人要经历分娩的痛苦。这样看来似乎智慧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上帝本来不打算赐人以智慧，但是人类先祖宁可被赶出伊甸园，也要拥有智慧。人类为了智慧，就是可以这么义无反顾。没有智慧的幸福生活价值很低，生而为人就应当有更高的追求。


      但是上帝不这样想，人类的统治者们更不这样想，因为只有愚民，才易于管理——揭开“秦统一是中国历史巨大进步”的虚幻光环，千古一帝公孙鞅的变法，最令后世诟病的，除了他强化集权外，另一点就是他最明确、最系统化、最彻底、最严苛的“愚民”之策。“民愚则易治也（《商君书·定分》）”是公孙鞅变法里贯穿始终的核心思想。


      为了愚民，中世纪的欧洲僧侣们用铁链把书锁起来。为了愚民，古代的君王们不搞文化普及，只允许贵族子弟读书，普通人世世代代都只能做无知的蚁民。所谓数千年人类文明史，掌握文明的人一直都是极少数。


      在没有考试的时代，底层蚁民主要通过革命来实现社会阶层变更，动辄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社会代价极大，而革命成功之后，也不过就是姓王的皇帝变成了姓李的天子，社会组织的本质并没有丝毫改变。


      当社会人才流动陷入死局的时候，上层社会就会越来越腐朽。比如西晋尚书左仆射王衍，出身琅琊王氏，幼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本来是个丰神俊朗的才子，但他身处的西晋时代社会人才流动几乎停滞，他也成了一个腐朽文人。王衍去见山涛，山涛对着他的背影说：“何物老妪，生宁馨儿！然误天下苍生者，未必非此人也！”


      一个时代的上层人物如果都是这样的货色，那么社会危机就必然会来了。


      幸好中国人发明了考试，为社会人才晋升留下了一孔之地，考试就是阶层跨越的最后通道——这包括了现如今我们最熟悉的高考。有人说，高考是一个竞技场，是一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确实是这样。


      今年由于职业院校并轨大概因素，全国参加高考的考生达到975万人，比去年增加了35万人，为近8年来考生最多的一年。但是，根据2017年的数据，全国有至少12个省市的高考实际录取率超过了80%，其中有4个省份超过了90%，可见高考的整体录取率还是相当高的。相比之下，科举时代的考试就显得尤其艰难了。自唐初到清末，全中国也就取了十万进士，比不上当代高考录取率的零头。由此可见，范进中举而犯了痰气，其实也是情有可原。


      单就新中国的高考来说，竞争最激烈的当属1977年冬天和1978年夏天的那两场。那时候，中国迎来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，报考总人数达到1160万人，而录取率呢？1977年冬天的那场“恩科”一共570万人入场，最后仅录取27.3万人；1978年夏天那场一共610万人入场，录取40.2万人，这录取率也是没谁了，但是“老三届”出了大量的知名学者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共和国的各个领域的精英。


      但是，高考制度远称不上完美。


      今天，依然有许多人为高考制度的种种不公平而愤怒，比如户籍制度，导致某地的学生400多分上个一本，而另外一个地方也许就有个500多分的孩子要去搬砖了。比如素质教育，很多人吐槽说高考专门培养高分低能的巨婴。比如拼爹，很多人十二年寒窗读下来，依然拼不过那些一线城市的拆迁暴发户。


      这些都是事实，但，考试制度自从诞生以来就没完美过。


      以盛唐为例，唐朝虽然推行了科举制，但实际上朝廷用人的渠道有很多种，科举只是其中之一罢了。比如恩荫，自古以来都存在，这种取才方式说白了就是“拼爹”；还有纳捐，也是一直都有，谁钱多谁上，拼的是财力；还有幸进，更是古代的通行法则，只要皇帝看中，阿猫阿狗都能一步登天。唐代名相狄仁杰是明经出身，在地方辗转二十年，四十多岁入大理寺，五十六岁拜相，三个月后被诬陷下狱差点死掉，然后贬官彭泽，十年后以六十七岁高龄二次拜相，而二十出头的莲花六郎张昌宗与武则天一面之缘，十天之内就与狄阁老平起平坐。


      人与人的人生际遇就是能差别如此之大。


      但是，尽管如此，考试仍然是普通人家子弟追求阶层跨越的“龙门”。


      如果没有高考，那么无论是拼爹还是拼钱，中国农村的寒门子弟都会失去最后的公平。即便是拼所谓的素质教育，他们也是完败的。试想一下，一个贫困农村的孩子可能连钢琴都没见过，他们有什么能力去和北上广深富裕家庭的孩子去比才艺？


      若是没有考试制度，底层社会将更加无奈和悲戚。